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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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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鲁迅兄弟(续)  

2017-07-04 16:30:55|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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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迅 兄 弟(续)
                         作者:李晚成
 
                             四

  鲁迅搬出八道湾后,大病了一场,直到11月8日才“始废粥进饭”,虽说身体是开始康复,但心中的伤口却永远难以弥合了。1924年5月,鲁迅正式移居北京西三条胡同,把不堪于信子虐待的母亲也接来同住,生活总算渐渐平稳下来。他想起自己在八道湾的书籍和一些什器还未曾搬来,就抽空又去了趟老屋。那天闷热得厉害,鲁迅到了八道湾觉得口渴难忍,就悄悄地步入外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正巧被房客章廷谦瞧见,他想喊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对他作了个不要作响的手势,轻轻地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喝完水,他就独自进了里院。不一会儿,从里院传出了周作人的骂声,章廷谦一听不妙,马上追着骂声进了里院的西厢房,只见周作人手里举着一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正欲往鲁迅砸去,章廷谦忙冲上去一把抢下,劝着周作人回到了后院住屋。鲁迅想不到周作人会对自己动武,恼怒之下回敬了他一个陶瓦枕。信子难得见鲁迅发火,心里紧张,又怕自己出面吃亏,赶忙打电话,呼救兵。片刻间,信子讨的救兵——羽太重久和张凤举、徐耀辰来了。当着他们的面,信子胡诌起鲁迅的种种“罪状”,周作人则在一旁“救正”着老婆的“捏造未圆处”。鲁迅对此也毫不软缩,他责问周作人:“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这总算不错了吧?”周作人一下子语塞起来,把手一挥说:“以前的事不算!”这时,站在一旁的张、徐二位也想开口说话,鲁迅不愿别人掺和自家的私事,从容地对他们说:“我们周家的事情,请你们不要管。”张、徐只得走开。而鲁迅也“终取书、器而出”。

  在从八道湾返回家的路上,鲁迅胸口堵得厉害,到家后,他不愿让老母亲陪着自己难过,就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气,把八道湾和周作人吵架的事隐了。鲁迅心中十分明了,周作人夫妇所以扣押他在八道湾的一部分财产,实质上是算计不成后恼羞成怒的发泄,尤其在羽太信子方面,以前对鲁迅施加的种种压力,原意不过是想给鲁迅个下马威,好让他以后多给钱少管事。但是她没想到鲁迅决不是第二个周作人,非但不屈服,而且还远离了他们,从此这条重要的经济供应线中断了。为此当鲁迅前来取东西时,信子他们就横加刁难,骂詈殴打。尽管如此,鲁迅对二弟的负义,还是以缄默来表示自己的容让,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有些人以为鲁迅和周作人的分手,纯粹是起缘于政见和观点上的不同,其实,谬也。周作人自己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至于谁是谁非,周作人声称采取不辩解主义,并且把7月17日至8月2日之间的日记也剪去了。鲁迅呢?更甚于其弟,他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转眼鲁迅离开八道湾已两年多了,兄弟怡怡的愿望终究成了泡影,但他还始终满怀着希望,期待二弟的回心。11月3日他起得早,披上件毛衣就坐到了桌旁,续那未完的小说《弟兄》。当他写道,“你一定惦记着令弟的病,你们真是‘ 鸽在原’……”的字句时,感到喉头有些发紧,一股浓重的感伤紧紧地攥住了他的心,他觉得《诗经》中描写的那只困处高原的?鸽鸟向同类呼救的哀鸣,似乎就是在呼唤着他和已经绝交的二弟。十一天后鲁迅又写了一篇小说《伤逝》。周作人看了小说后说:“《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五

  周作人与大哥分手后的两年里,由于革命的惯性,他还着实地在战场上冲杀了一阵子,尢其在悼念刘和珍烈士的追悼会上,他曾以“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自死自死,所谓革命政府和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一联唤出了自己的声讨之音,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相呼应。可是,此事移去刚刚一年,他非但勇气锐减,而且还学会了苟安术,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弄面太阳旗挂到屋顶上,意思无非是告诉别人,本屋主是日本侨民,希望勿要轻举妄动。1927年4月,张作霖进占北京,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剧,出版了不少周作人作品的北新书局遭关闭,《语丝》杂志也被查封,周作人恐怕太阳旗下也难保安宁,索性避居到了日本武官的家里,赤裸裸地托起了日本人的庇荫。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凡是牵扯到国家民族的问题,周作人和鲁迅的表现就不尽相同。鲁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周作人呢?一说起日本总是赞赏不已。在日本觅到情侣后,对这异国的感情益随之加厚起来,常常把东京比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由是,对鲁迅在日本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有时也显得热情不高。后来,随着时日的流逝,兄弟俩这方面的差异也与日俱增,鲁迅的骨头变得越来越硬,而周作人却依恋清静的书斋生活,于时事开始疏淡,再加上羽太信子那无休无止的享受欲,迫使他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讨生活的俗气促得他随遇而安的性格慢慢地恶化成了苟且偷生的变体。

  鲁迅最早看出了这隐含着的恶果,心中焦急万分,在上海定居后他即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苦于无法和周作人直接对话,只得找周建人商量,表达了希望老二也到南方来的心愿。随后,他又写信给章廷谦,委婉地托章转告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信,感动得抚案叹道:兄弟已经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他,我想,倘若周启明(周作人)迷途知返,那一定将是“度尽动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憾的是,令章廷谦感叹不已的热力,在周作人身上仍然没有激起丝毫反响,以致使得鲁迅对二弟最关键的一次眷顾也被无声无息地撞回了,自此,兄弟俩天南地北,各走各的了。

                           六

  也许是因为过去对三弟的关心有逊于二弟吧,自从鲁迅定居上海后,他给了周建人加倍的补偿。当时鲁迅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近在咫尺的周建人经常随鲁迅一起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鲁迅同共产党人的交往,大多由周建人出头担任联络及掩护工作。瞿秋白被捕后,能和鲁迅、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是通过了周建人。其间,他在鲁迅的带领下,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勇敢地投入了营救陈庚、罗登贤、廖承志等人的活动。

  与此同时,鲁迅对三弟工作上和生活上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知道周建人因为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为妻,“所得的薪水,每月也要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为了调剂三弟一家的生活,鲁迅每周末要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款待周建人夫妇。后来周建人由北四川路搬进了法租界,回去的路远了,总是由鲁迅掏钱雇车将他们送回。在孩子们的学杂费、医药费等款项上,周建人也都得到了大哥的慷慨周济。1932年初,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实行大批裁员,周建人亦未幸免。为了这件事,向来不愿求人的鲁迅,自当年三月到八月间,多次写信给老友许寿裳,托其央请蔡元培出面通融,最后使周建人得以复职。鲁迅的这般关心,使周建人在世态炎凉的社会少受了许多坎坷之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恶化而与世长辞了,周作人在北京接到讣电后,没有前来参加追悼会。他哪里知道,大哥时常在惦念他,为他担忧,一直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摆脱劣境,可憾的是直到逝世,尚无妥善方法。对于周作人的退隐和沉沦,在上海的党组织也没有等闲视之。冯雪峰找到周建人,表示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周建人能从中沟通。同时,还有许多朋友因华北局势吃紧,也希望周作人能离开八道湾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其他一些书局都表示愿意养他。面对着这些热忱的援助之手,联想到大哥生前的意愿,周建人不禁热泪盈眶,马上给远在北京的二哥写了一信,信中恳切地转达了大家的热望。谁知,这封信同鲁迅过去的撞壁一样,也遭到了周作人的冷落。自此,周建人也与周作人断绝了来往。

                         七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奉命南迁,校长蒋梦麟委托冯祖荀、孟森、钱玄同、周作人四教授留守北大。由于没了薪资收入,周作人只得整天埋入八道湾的苦雨斋里写他的小品。不久,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当时的伪教育总长汤尔和与周作人是同乡,为此竭力援引周作人出山。周作人再糊涂,也知道这事干系非小,心内疑虑重重。1939年元旦,两个自称是“中日中学”的学生持片来访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周作人开火,子弹正好打在厚棉袍内的小棉袄的钮扣上,然后穿过破碎的钮扣打破了他腹部的表皮,虽然流血不多,但心中受到的惊悸却把周作人唬得半死。而后,周家宅邸的门口就被安上了岗。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对不甘自投罗网的人多是采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对周作人是否也用了此策,笔者不敢妄加定论,但至少到了当年的八月,周作人正式下水附逆,出任了北大文学院长,而后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自此在伪政权的陷井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洗也洗不清”的地步。其间,他固然也做过一些类似掩护和资助参加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这样的好事,但汉奸文人的污点却是永远也无法洗脱了。

  1945年9月,“肃奸”运动开始,军统奉命逮捕汉奸,当晚就向周作人宣布了逮捕令。周作人被解往南京,由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据说:“亏得教育部长朱家骅、原北大校长蒋梦麟从中周旋,并出示了当初委托周作人留守学校、保管财产的证明,才使对他的判决由死刑改为十四年有期徒刑。一直到1949年1月,周作人才被开释出狱。然而,也就是在他最灰暗的日子里,周建人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是兄弟一场,由于后期与大哥在亲疏上的差异,最后的得失竟是这样的迥然不同。

  人毕竟不是草木,周作人在痛苦的反思中,恐怕也醒悟到了自己在兄弟相处中所犯的错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高,负疚也愈深,到了晚年,几乎是陷入了痴痴的眷恋之中而不能排遣。他在晚年所著的《知堂回想录》中,不知怎的又追述起了四十年前卧病西山事情。那一回,周作人患了肋膜炎,每到午后就发起了高烧,烧到晚间人几入昏沉。是大哥把他送进了医院,以后又让他去西山疗养,还不时抽身探望,并代他处理信件和诸般琐事。后来此书在香港报纸上连载,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人士的关注,尤感奇特的是,在即将载完的当儿,周作人的思绪突然回溯到了童年,他写道:“大约是八岁以前,……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读着这段寄意幽深的文字,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先人在诉说童年时的种种寓意,比如,许多作家曾把它作为母爱的伙伴,用以来拯救堕落的人生。在这里,周作人是不是也用了这种含义,来洗刷自己后世的污浊,哀叹自己因衰老而无法蒙得重生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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