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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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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大写的人  

2017-07-12 10:43:09|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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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的人

  《读者》: 总第 35期

  

                           一

  全国解放后,柳青住在团中央大院内的一栋小洋楼里,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第一任主编。本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住下去,谁也不会说他一句怪话。但是大城市的生活,没有吸引住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重要时期刚刚开始时,他无比怀念家乡的人民,无比向往那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他不甘心做一名旁观者,力图要在这个新时期有所作为。他决心到人民中去!到新生活中去!……柳青告别了北京,于1952年和他爱人马葳同志一起,来到了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十四年。

                           ——王维玲

  柳青在皇甫村的住房,原是农村中的一座十分典型的古旧破寺,他略加修葺,便搬了进去。寺内一大一小并排两个庭院,柳青住在靠里边的院子里,有三间正房。我去时正是深秋季节,柳青、马葳见我来了,从正房里迎出来。柳青穿一件中式对襟小褂、布鞋,马葳穿一身灰布制服。生活在农村,看到远方来客,都表现出意外的高兴。柳青把我引进正房,马葳招呼我洗脸、喝水……天黑了,马葳同志端上了饭菜,我见只有两双筷子,便要马葳和孩子们也一起过来吃饭。马葳笑着说:“我们家有两个灶。小灶,专门给柳青的;大灶,我和孩子们的。客人们来了,都和柳青吃小灶……”吃完饭,我到院中散步,无意中走到厨房,正赶上马葳和孩子们吃饭……她们团团围在一个大锅旁,满满一锅菜粥,没有干粮也没有炒菜,每人捧个碗,就这么吃着……我立刻傻了,这就是著名作家柳青的妻子、儿女吃的饭菜!

  回到屋里,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我问柳青:“你生活这样紧迫,为什么还要将《创业史》的全部稿费,都捐献给皇甫村人民公社呢?一万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吗?你做得太过分了!”

  柳青望着我,深沉而严肃地说道:“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作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和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写书,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今天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呢?他们会说:‘这老汉住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我激动了,……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中的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奋斗的分工,他负责奋斗!”这不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王维玲

  在皇甫村,柳青不仅是“百事问”,而且是“百事管”。他看到住在镐河北岸的农民,在河南边稻地做庄稼隔河渡水很不方便。虽然每年秋收时节,农民们也凑钱在河上搭一条简易的浮桥,但每逢大汛又被冲掉了;一年总有一半时间在河里 来 去。于是,他建议在镐河上修了一座大桥,连通了镐河南北,便利了群众生产。

  他看到蛤蟆滩有几个村子,多年来留传一种“粗脖子病”,就是这里人说的:“一辈傻,二辈瓜(指脖子长瘿瓜瓜),三辈出来是哑巴。”就走门串户了解得这种地方病的原因。当他知道主要是这里吃的水有问题时,又寻方问法,建议他们吃碘盐、打深井,改变吃水条件,消灭这种地方病。后来,王家斌带领胜利大队的群众打深井时,他高兴得不得了,每天都到井上来看,一会当参谋,一会做帮手。一天下午,打井出了问题,他跟群众一起,一直熬到第二天天亮,连头一天午饭吃没吃也忘了。

  有人问柳青:“你在县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风趣地回答:“凡是群众需要我管的事,我都管。”

                              ——张家谋等

  一九五九年的深秋时节,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柳青伏案正在查阅一份历史资料。两位关中口音的中年人推门进来,向他诉说当天傍黑队里的大青骡突然得病的事。大青骡得病引起全队人的忙碌和焦虑。有饲养经验的人一面紧张用土单方调治,一面派人火速到县城中心兽医站请老兽医来抢救。两名队干部向柳青报告完毕,连连问道:“咋办?可咋办呀!?”柳青双脚急促地敲打着地面,紧皱双眉,口里一个劲地“啧啧啧……”着,很快收拾了刚才翻阅的一堆资料,等两位来人喝够了茶水,他一手提着平时擦得亮亮的马灯,一手拄着一根棍子,说:“走,看看去,跟大伙商量个办法!”

  那头骡子,是柳青给队里添了800多元买的。

                                  ——靳道生

  他的病那么严重,写作任务又那么繁重,大家都劝他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不以为然,很不重视。在农村,他过着最简朴、最普通的生活。手杖断了,用一根铁丝穿连上继续使用;他戴的小帽头,用了十多年,顶上和边边都磨破了,以致他病逝后,护士竟当成垃圾扔了出去,他的背心、裤衩、衬衣,衬裤,没有一件新的存放在身边;他使用的小茶碗,还是在皇甫村时买的;他没有手表,二十多年以来,随身携带的还是他1950年出国时带回来的小座钟。我曾几次劝他买块手表,使用起来也方便,他指指小座钟,诙谐地说:“它还没有尽完义务呢!”

                              ——王维玲

  1964年10月4日一场通宵大雨,给他全家带来了意外的灾难,他住处的后崖虚土倒下,同时倒下的还有几棵大柏树,将他的大、小窑洞、井棚、厕所,全部打毁。院子里的东西围墙,全部倒塌,所幸是一家大小平安。在遭到这样的重灾之后,他没有惊慌,没有悲观,没有张口伸手,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给我的信里写道:“现在,从下边担水吃,稀泥堆了半院,直到葡萄架附近,秋收后,才有劳力拾掇。吃水和围墙问题燃眉……准备用篷布盖水车,用包谷秆扎围墙,以后永远再不垒墙了。灾难和干扰,只能挫败缺乏自信的意志薄弱者。”我知道他手边没有存款,而清土、围墙都需要劳力拾掇,需要“钱”!因此我们主动提出,要不要预支一部分稿费,以解燃眉之急。柳青拒绝了,回信时说:“我的意志力,足够对付一切挫折和打击的,但同志们的关心,对有足够意志力的人,也是鼓舞,绝非多余,请你们不必悬念。”是的,如果不是柳青,如果没有柳青这样坚强的意志力,早就离开了皇甫村,转移到大城市中去了。

                             ——王维玲

  柳青热爱长安县,热爱黄甫村,同样他也是一个十分热爱祖国大地,热爱生活的人。柳青有严重哮喘病,对花粉过敏。1970年,他来北京躲病,住在远离市区的南苑亲戚家里。我去看他时,他问我:这几年首都的建设有什么变化?我告诉他,地下铁道建成了。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十多年前,访问苏联参观他们的地下铁道时,就曾想过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建成?现在有了,真想去看看。我约他第二天去参观,然后到北京餐厅吃西餐。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准时赶到北京站地下铁道的入口处,却不见柳青的影子。我知道,对于柳青这样的病人,从南苑乘车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我不安地走来走去。忽然,我在入口处的后面,发现了柳青!他席地而坐,地上铺着一块棉垫子,垫子上放着为我熟悉的小瓷碗和暖水瓶,他安详地坐在那里,腿旁放着手杖,手里拿着喷雾器,身上依然穿着那件中式的上衣……见这情景,我的心一阵绞痛,这不活脱脱象个乞丐!谁能想到这个就地而坐,异常憔悴的老叟,就是写了半尺多高的书、中外驰名的著名作家柳青呢!

                               ——王维玲

  我认识的作家柳青,他并不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也从不去趋时取巧、寻求方便的法门。他只以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与高度责任感,采取“笨”办法,肯下“笨”功夫。1952年到皇甫村安家落户,就是他的“笨”的一次最重要的表现。当年省委有个负责同志就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一个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一定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守着皇甫村一个窠,怎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后来《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了,使得那个负责同志大吃一惊,“啊!”他叹服了,承认柳青的路子走对了。

                              ——朱语今

                          二

  (1959年,柳青完成了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作品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柳青寄来了一万六千元稿费汇票,他连一个壑壑儿都没掰,就拿到公社要捐献。公社领导不要。他理直气壮地问:“公社正在发动社员筹资搞社办工业,我也是个社员,为什么不要?其他社员都把自己每年的收获交给集体,为啥不要我的?”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起了个农机厂。在分社时,公社领导来征求柳青的意见,柳青说:我已经投资给公社了,怎样处理,我不加干涉。公社经过研究,又把这笔钱盖的房子全部拨给了现在的王曲医院。

                                   ——张家谋等

  《创业史》出版后,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同志,带着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要给他拍摄皇甫村生活和创作的记录短片。他还是他的老主意——三不主义:不谈创作经验,不登报,不照相。电影比照相还要引人注目,当然就更不肯了。他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不能强求一律。他个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不一定适合别人,他不同意把个别人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作为普遍的经验去宣传。  
               
                                     ——贺抒玉

  有一次,我们陪他去接外宾,他从皇甫村坐车来到作协门口,从车上下来还是一身农民打扮,腋下夹着会见外宾时穿的一套制服。可是,他下了车,把夹的衣服打开一看,衣服里只夹了一只皮鞋,我说:“这怎么办呀?”他不慌不忙又去车上找了一阵,才在车座底下发现了那只皮鞋。直到临接外宾时他才把那套制服穿了起来。我一看,衣服皱皱巴巴的,逗得我一阵好笑。他却毫不介意地说:“咱是乡下人嘛!”和外宾谈话的时候,他却幽默地说,皇甫村几十户人家都是农业人口,只有三户非农业户,一户是铁匠,一户是修自行车的,还有一户就是他——写书的。

                                ——贺抒玉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柳青只赠送了二三十部,我觉得送的人太少了,便向他提出:“文艺界的很多同志都很关心这部书的出版,特别是熟悉你的同志,不可不送!”听了我的话,他睁大了一双诚实中带点雅气的大眼睛,问我:“主动送去好吗?人家高兴,不讨厌吗?”柳青赠书时,不写名字,常常对方还以为是出版社赠送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写名字?他笑笑,说道:“写上请××同志指正,这实际上是一句客套话,通知人家,我已经出书了。”正因此,他寄赠给巴金同志的书,也没签名。巴金同志很喜欢《创业史》,拿来要柳青签字。柳青非常不安,觉得很对不住巴金同志。

                                 ——王维玲

                             三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作协机关被迫搬到小南门外大学东路来住了。

  一天晚饭后,我来到柳青房里,见他独自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抠着手指上的茧子,这是柳青凝思中常有的习惯动作。他见我进屋,便抬起头来:“你还敢来和我说话。”我说:“怎不见你写大字报呢!”他苦笑了一下,说:“我和众人不一样,我肩上有担子!就象农村赶集一样,我担了一担鸡蛋,谁都敢挤我,就是我不敢挤人家。我得躲着走,怕把鸡蛋破烂了!”

                                      ——贺抒玉

  “彭德怀的问题,你看将来会怎样结局?”你听了我的问话,扳了扳指头,盯着我说:“斗批改有完了的时候,历史难道也会很快终结吗?彭德怀是刚正不阿、勇于直谏的同志,一生功大于过,将来的历史总会给他作出正确评价。”

  为了不影响你的身体,我要告辞,你忙说:“我休息还早哩,给你说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把一块包脚布用了好多年,烂得没法再用下去了,就把它撂到茅坑里。包脚布觉得冤枉,就到阎王那里去告状。它说:“我为主人辛辛苦苦服侍了一辈子,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被主人撂进了茅坑。”阎王问:“谁离你最近?我要问一问。”包脚布说:“袜子和鞋离我最近。”阎王命令小鬼找来了袜子和鞋。先问袜子:“包脚布说它为你的主人服侍了一辈子,最后被撂进茅坑,有这回事吗?”袜子赶紧说:“阎王爷,我早就烂了,主人看我还能为他服务,剪了烂底子,把我升成套裤了,不知道这回事。”阎王爷又问鞋,鞋子马上说:“我不能开口,我一开口,主人就要用锥子扎我。”

  我听得哈哈大笑,你也笑了,说道:“这些年人们难道不就和那双袜子和鞋一样吗?敢说真话的人实在太少了!”

                                   ——曾刚

  “批林批孔”的前夕,他被专了政,关进牛棚子,又抄了家,书籍丢失、稿件和材料被洗劫一空,爱人被逼死了,孩子们没人照顾,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降到他的头上。

  有人喊:“柳青,你是什么人?”

  他回答说:

  “我是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

                                  ——马加

  “后来,我的病情严重恶化,感谢皇甫村的庄稼老汉把我背进了医院,他们听说狼油能治哮喘病,跑进秦岭深山里去打狼,剥下狼油,从几百里外给我捎来。我的病情越来越重,前后救抢了十几次。有一次,我死过去了,一点知觉也没有了。有人张罗把我抬到太平房去,我的娃娃们听说爸爸死了,围着我哭起来。护理我的护士也非常难过,为了存一线希望把我抢救过来,坚持不让把我抬走,要求继续观察,她耐心负责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我才苏醒过来,我听到娃娃们的哭声,睁开了眼睛才明白自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柳青的回忆

  1974年6月12日下午,我去看他,当时正是他哮喘病发作期,为不增加他的痛苦,我扯东扯西,讲了不少“社会新闻”和有关批黑线回潮的“笑话”。当我告诉他江青、姚文元质问文艺界:为什么“卖花姑娘”轰动一时?为什么不宣传“样板戏”的经验?为什么总说电影、戏剧、图书少了?听了我讲的这些“小道消息”,他流露出一种痛苦的活跃。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个卖蛋糕的故事:有个人自制蛋糕,开始时,鸡蛋放的很少,油也不多,制成蛋糕,提心吊胆,可是拿到市场去卖,出他的预料,一抢而光,很受欢迎。回来后,他的胆子大了,下次制做蛋糕时,油和鸡蛋放得更少了,水份也增加了,拿到市场上去,比第一次还受欢迎。第三次,制作者的胆子更大了,根本不放油和鸡蛋了,只是面和水,糖也很少,结果与以前一样,还是都卖光了。他奇怪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了解,原来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蛋糕卖,而他是唯一的制做者。

                              ——王维玲

  1971年夏天的那个夜晚,柳青第一次公开给我谈论“样板戏”时,他也谈到:这几个戏,情况不一样,要具体分析。有些戏原作基础好,是从生活中来的。有的是别人写的,江青盗名欺世,窃为己有。这些戏还没有被那些人完全磨光,将来可能会流传下去。比如《红灯记》、《沙家浜》等。深夜,他送我出屋时,仍兴奋地谈论着。在下楼梯的拐弯处,他扶着水泥挡墙,望着夏天的夜空;沉吟有晌,说:“这些戏能不能流传下去,还要看那些人在政治上将来能不能站得住……。”当时,我政治上比现在还要幼稚。我说:“人家是党章上都写明了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她又有那样特殊的地位,会在政治上站不住?”柳青笑了。停了会儿,他长出了一口气,望着夜空,慢慢地说:“我看,他们怕站不住啊……”

                                    ——李旭东

  1972年5月,柳青病情转重,来京求治而不得其门。敬爱的周总理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卫生部给予妥善安排,并设法转告陕西省委予以照顾。事后还对一位同志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关怀使柳青万分感动,他决心要继续写完四部,乃于1973年重返生活基地——长安县。之后,他把第一部修改了一遍,又继续改写第二部。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使他陷于极度悲痛之中,病情亦随之恶化,写作进行极端困难。及至“四人帮”被粉碎的喜讯传来,重病中的柳青精神十分振奋。他满怀着革命的信心,希望和激情,以极度坚强的意志的惊人的毅力,忍受剧烈的病痛,在病床上坚持了三个多月,完成了第二部上卷的修改工作。

                                 ——林默涵

  后来不久,柳青同志带病返回长安县,但已不是皇甫村了,住在一个干部休养所里。皇甫村那个寺已经没有了,土崖坍塌了,房屋拆掉了。后来他又住进了医院。我们一些人去看他,他气喘,心脏不好,很虚弱,但因为“四人帮”被粉碎了,精神却很振奋,他指着那个过一会儿就要吸一阵的氧气瓶,还有那个超声波雾化器,笑着大声说:

  “这是我的两个尖端武器!”

  临别的时候,好象要总结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柳青同志很动感情地说:“我这个人就是遵照两条:客观规律要求我的,党性原则要求我的!”

                                ——韦昕

  1978年6月13日,柳青逝世。遵照他生前的愿望,遗体安葬在皇甫村。

  在去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上午,我和几位柳青的崇拜者怀着一腔凭吊的情感,来到皇甫村。刚跳下车,迎接我们的,是淅淅沥沥的秋雨。这就越发加浓了哀悼的气氛。我们很快地打听到了柳青同志和他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伴侣马葳的合葬墓地,迅即踏着泥泞向皇甫村背面的神禾塬攀登。离塬边一百米许的空旷处,竖立着一人多高的青石碑,上面书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作家柳青同志之墓。笔力浑厚而苍劲。据说,是出自柳青同志的老师之手。这位长者过去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先师反倒为爱生写碑文。碑后,一杯黄土,掩埋着才华横溢、铁骨铮铮的文学大师。石碑背面,刻写着他的简历。

                                 ——海潮

  这使我想起,在最困难的年月里,他对看望他的皇甫村老乡说过的话:

  “如果我死了,你一定想办法和皇甫村的乡亲们把我拉回皇甫,埋到神禾塬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等五十年后再给我做结论吧。”

                                 ——张家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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