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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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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你的计划里有他吗  

2017-04-05 15:46:16|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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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计划里有他吗
                          作者:岑桑 
来源:读者杂志

  第一次听到“临终医院”这个词,我心里多少有一点怕。那年,我刚考到市二中当老师。到临终医院做义工,是学校历来的传统,是必定要去的。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进病房的情景。一个护工正戴着手套,给一位排便困难的老人掏大便。我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可是满屋子的人都坦然自若,我连忙尴尬地把手放下来。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第一次来吧?”

  这个人,就是七叔,72岁了,坐着轮椅。论年龄,任谁都要叫他一声爷爷,可是每个人都叫他七叔。七叔患有晚期胃癌,当初转进来时,医生告知最多能活三个月,可是他一住就是四年。

  七叔要我推他去院子里晒太阳。我猜,他是有意让我躲开病房里的尴尬。我们进电梯后,他叹了口气说:“唉,院长说,要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走’得有尊严,可是人老了,哪还有什么尊严!”

  我握着轮椅的把手,默默地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

  七叔又自顾自地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是二中的新老师吧?不是本地人吧?家在什么地方?”

  我正盘算着先回答他哪个问题,七叔忽然又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因为家是农村的啊?”

  七叔说得没错,我出生在西北一个小村子里,贫穷几乎贯穿整个童年。我从农村一步一步考出来,大学毕业后,进了重点中学当老师,户口也迁进城市。

  可以说,我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父母却不是我的骄傲。我羞于在人前谈论我的亲人,谈论我的家庭。大学四年,我只在第一年暑假回过一次家。躺在闷热低矮的土房里,我发誓不再回来。

  大四那年,我第一次恋爱。一次,我无意间在电话里说起,父亲就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赶来了,还带了一大袋沙枣做见面礼。只是我把他堵在学校的招待所里,死也不让他下楼。父亲说:“你妈说不知道你找了个什么样的朋友,不放心,让我来看看。”

  我把那袋沙枣塞在他的旧箱子里说:“别出来给我丢人了……你们关心自己就行。”

  父亲第二天就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和家里的联系变得极少,而这也是我想要的。这一点,我和七叔第一次见面时,就被他看得万分清楚。他说:“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却不能通过努力改变父母。我们这些老不中用的,真烦人,是吧?”

  我附和着笑了两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医院的周末,通常是家里人频繁探视的时间,但从来没有人来探望七叔。每到这时,他就会去顶楼的天台图清净。听老护工说,他有儿女,但都在国外。四年前,七叔病危,他们回来过,把他送到临终医院,之后就再没露过面。

  一天,我到天台晾床单,刚好遇见七叔坐在围栏边发呆。我说:“想什么呢?后悔把儿女送那么远了?”

  七叔洒脱地耸了耸干瘦的肩膀,有点得意地说:“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儿子女儿都是被我逼出去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给他们定了上哈佛的目标。结果虽然没进哈佛,但都出去了,个个都干得不错。”

  “那你不想他们吗?”

  “不想。”七叔干脆地说,“他们过得好就行,每个月能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就算是有孝心了。”

  那天我给七叔换床单时,发现他枕头下放着一个九制话梅的袋子,里面只剩一颗干瘪长毛的梅子。我随手扔进垃圾桶。可是旁边的护工连忙捡了起来,说:“哎呀,这可是七叔的宝贝,不能扔,当初他女儿送他来住院时留下的,七叔隔几天吃一个,直到剩下最后一颗,怎么也舍不得了,天天放在枕头下面,谁也不让动。”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忽然有种莫名的悲凉。

  算起来,我和七叔交往的日子并不多,但七叔对我却格外好,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听他唠叨吧。

  三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照例去了医院。一进院门,就看见一辆殡仪馆的车子。我一上二楼,心就猛地抽紧了,七叔病房的门前,聚集着许多人,一辆蒙着白布的担架车被缓缓推了出来。

  我飞快地跑过去,向屋里扫了一眼,看见七叔正一声不响地坐在轮椅上,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天,七叔显得很失落,我一直陪在他身边和他说话,可他始终不吭声。

  那天我要离开时,七叔才开口说话。他对我比了个“八”的手势,说:“八个,我已经送走八个了,看来我也快了。”我心里涌起难以言表的哀伤。我扶他上了床,替他掖好被子说:“别瞎想了,你身体好着呢。”七叔拍了拍我的手说:“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父母有你这样的孩子,真幸福。”

  我却被“孝顺”这两个字,刺得生疼。

  我孝顺吗?我远在家乡的父母幸福吗?他们是不是也像七叔这样,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儿女,却在人后忍受孤独清冷的痛?那一刻,我站在七叔床边,仿佛父亲清瘦的背影就在我的面前。

  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是父亲接的,他显得格外惊喜,说:“你过得好不?我和你妈怕你烦,一直不敢问。”

  我对着话筒说:“我很好啊。”可心里却内疚极了。

  那天,我正在上课,院长突然来电话,叫我过去。我这才知道,七叔病危了。

  我看见七叔,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他像一根腐朽的树干,僵硬地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不知是清醒还是昏迷。我问院长:“给他家属打电话了吗?”院长点了点头。我轻轻地拉住七叔的手说:“七叔,我来看你了。”七叔慢慢转动眼珠看向我,忽然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枕头。

  我愣了一下,想起七叔的梅子,连忙摸出来放在他眼前。他又用手指了指嘴,示意我把最后一颗梅子喂给他,眼神充满了乞求。我只好把那颗坏了的梅子放进他的口中,七叔这才满意地笑了。他抿着干瘪的嘴唇,咂出声来,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咂尽梅子里的酸与甜。最后,他幽幽地叹了口气,说:“唉!你说我傻不傻呢,我给儿女们制定了那么好的计划,却没在计划里安排自己。”

  七叔就在那天晚上遗憾地走了。尽管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可是他最想见到的人没有来。

  后来,七叔临终前的那句话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为了摆脱贫困,为了拼一份未来,我给自己制定了无数计划,然而在这些奔前程的计划里,从没给父母留下一席之地。

  七叔走的那年暑假,我回家了。进门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她见到我,愣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呀!你咋回来了?我这就喊你爸去。”而我一把搂住母亲说:“妈,对不起……”

  是的,这句“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如果没有七叔,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一天,才能懂得。

  (丁 丁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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