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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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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作者:蔡崇达  

2017-03-31 14:56:44|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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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作者:蔡崇达 
来源:读者杂志

                                       一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患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位置,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来到这里。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就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隔壁病房的漳州阿伯,他有着黝黑的皮肤、精瘦的身条儿,常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回顾往事。

  一碗米饭吃不完,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坏了,但她因此放心把女儿嫁给我。”

  他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一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父亲很妒忌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主动向我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隔三岔五地往隔壁跑。

  父亲放弃了竞争,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一天,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又给漳州阿伯带了份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从电梯出来要先经过他住的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可能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再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

                                    二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说起来她并不是多么好的人,喜欢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她点好处,她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打扫。

  其实她人缘好的根本原因在于,重症病房里可以交往的对象太少。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离去。

  我努力挖掘她身上让人开心的地方,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二楼妇产科,生出了一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

  一连几天,整个楼层的病人都在讨论孩子们未来的生活。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

  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生了双胞胎男孩儿,该多高兴啊。”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操作的可行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又发布消息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儿。”

  众人开始纠结了。

  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了。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三
  我可以从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的眼神里感觉到,他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以前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时,她就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上。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站,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护士。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前一天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一下办公室,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挨个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带往贵宾室。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护士长情绪稍微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办杂事时会不耐烦。

  于我来说,更是个令人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感情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探讨如何推波助澜: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买什么;谁听到护士长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说出原因,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非常热闹。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物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四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站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是一张软软的沙发。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起身迎接。其他医生各自散坐在周围,那个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否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他问。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一下可能出现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一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地说完。“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你们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做手术,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如果不做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说:“你来决定吧,现在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请尽快,按照检查结果,病人再不做手术,估计身体就没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楼顶。楼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防止有人轻生。

  意外地,我遇到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一般情况下,此刻应该彼此缄默的,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很想看过年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

  签完字,那个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我一些事:“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愿望越多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而这得靠你们。”

  傍晚依然由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也好。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于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好?”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妈,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这么小。”

  他着急了。

  他叹了口气,说:“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做完手术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正确,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地叫道:“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了。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多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出头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准时被推进手术室。二伯、三伯和几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守在门口。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地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过了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他们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候室里的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着,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下午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说完,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被送到重症加护病房里,我到处寻找那个放烟花的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被送这儿来了吗?”

  “没有,只有你父亲。”看护的医生说。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儿子。”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被同时推出去,就再没见过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地乘着电梯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地上,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生如夏花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皮囊》一书,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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