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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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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如何装一个文明人  

2017-03-16 10:42:51|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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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装一个文明人
                        作者:顾玉雪 
来源:读者杂志

谢谢你
  
    我有一个外甥女叫媛媛,今年四岁了。她说起话来叽叽喳喳,撒起娇来惊天动地。

  这天,从幼儿园回到家,小外甥女就开始号啕大哭,再三追问之下,原来是因为她的小韩阿姨。小韩阿姨是外甥女在幼儿园最喜欢的老师,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教小朋友跳舞的时候,她最喜欢让我的外甥女上台做示范,还安排她当节目演出的小主持人。

  教师节到了,外甥女花了一晚上时间给小韩老师手工制作了一张贺卡,贺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和闪亮的小星星,还粘了一块她最爱吃的巧克力。

  第二天,小外甥女小心翼翼地把贺卡装进她的白雪公主小书包里,神气活现地去了幼儿园。

  但是放学后,她却大哭着回了家。原来,小韩老师不但没有接受她的贺卡,还把那块巧克力随手还给她,让她“自己吃了吧”。小外甥女一边哭一边伤心地指责我的姐姐:“别的小朋友送了一大束花,小韩阿姨收下了花,却没要我的贺卡,妈妈为什么要让我送贺卡?”

  在姐姐给我讲述这个故事之后,我又心疼又生气,问姐姐为什么不去和小韩老师沟通一下,怎么能这样辜负一个小孩子的苦心呢?姐姐说,也不是没想过,但又怕大人一参与,小韩老师将来万一对媛媛有看法就不好了。

  后来,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位同事听,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迂腐。他说:“现在当老师的谁还会稀罕一张贺卡啊,你应该劝劝你的姐姐,趁着教师节给那个小韩老师塞张购物卡才是!”

  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要消耗殆尽。

  当然,我的童年也充斥着各种“习惯性撒谎”的恶行,比如扶老奶奶过街是为了写作文,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喜欢过老师,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有私念一闪——至今也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

对不起
  
    几个月前我到派出所办事,这已经是我跑的第三趟了,就为了一个十分钟便能办好的证件。大厅里,穿着警服的男工作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嬉笑,一边打着官腔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各种例行的问题,磨蹭许久,正当我怒火攻心几乎要拍案而起之际,《武林外传》里郭芙蓉的俏脸鬼使神差地出现在我面前:“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我若闹将起来,就能顺利把事办了吗?我告诉自己,不能。我若闹将起来,“衙门脸”就能弃恶从善了吗?我的生活常识告诉我,还是不能。

  所以,我只有忍。但我一边忍一边鄙视自己。

  离开派出所的时候,我瞪了男民警一眼,愤愤地想,你欠我一个对不起。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能装这种“良民”多久。

  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是吾辈”,作为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

  2014年“十一”放假回老家,我听说了另一个关于“对不起”的故事。

  一个秋意萧瑟的上午,父亲带我看完太康陵之后,又带我去瞻仰了我的祖先顾佐之墓。顾佐是明朝建文年间的进士,永乐年间官至左都御史,为官刚正,被人称作明朝的包拯。他晚年解官归里,为太康县乡民屡办好事,传为佳话。

  他的墓在太康西南的一大片麦田中,立有“顾氏族谱第四次修葺纪念”的石碑,墓前两根3米高的石头柱,名曰“拴马桩”。据父亲讲,“文革”期间顾佐墓被破坏,两根拴马桩也被附近一个乡民趁乱拿回家中,但从那之后,这拴马桩拴马马死,拴驴驴亡。那乡民一家恐慌不已,又悄悄把两根拴马桩送回了原处,烧香磕头,向老祖宗道歉。

  这也许是乡野传说,我却似乎看到,即便穷乡僻壤,也总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老爷子叫骂,“道统!道统!”这是一种民间最朴素的敬畏。

你好
  
    几年前的“十一”假期,我和两个同伴曾一起坐了三天三夜的汽车,从成都出发穿行了川藏线。沿途风景的大美自不必言,所谓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当我在车里被陡峭的山路颠簸得一蹦三尺高、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顶时,窗外浩瀚无边的蓝天白云成为最美丽的安慰。

  进入藏区之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景象。那就是在行程中的山路边,每当遇到藏民家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三三两两,总会向我们的汽车高高举手行礼。有一次,一个正在路边解手的孩子远远看到我们的车,裤子都来不及提起来,便慌不迭地光着屁股向我们敬礼。

  我以为他们是为了索要东西。于是,在一个堵车地段,当一群孩子又在向我们敬礼时,我试图从车窗里向他们递出几块钱,他们却嬉笑着跑开了。

  车上的藏族向导见此告诉我,这些孩子并不是为了要钱。他们向外地车辆敬礼是因为在当地的学校,老师告诉他们,外来的游客促进了藏区的经济发展,也为他们创造了上学受教育的条件,所以在路边看到外地车辆都要表示欢迎和敬意。

  我听完之后,默然了。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除了卖盗版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

  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家戴乃迭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戴乃迭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又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她总是报以“谢谢你”。

  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国,犬儒主义者装孙子,民族主义愤青装大爷。而在我看来,与其肆无忌惮地发泄心底的戾气,不如抑制住对伪善的厌恶,先装一装文明人。

  (娇 子摘自《齐鲁周刊》2014年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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