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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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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人生:我柔弱心灵上的烙印 ——白桦  

2017-01-05 10:27:37|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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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柔弱心灵上的烙印
                                              作者:白桦

来源 :海上文坛(1995.3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我同时代出生的所有人一样,出生、成长于战乱,尔后正如一切落叶乔木那样,都不能绕过秋冬而永远留在春夏。大好青春的黄金段都浪掷在秋天的忧愁、疼痛、困惑和冬日的颤粟、惶恐、昏聩之中了。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也像落叶乔木一样,默默地在自己的心灵里留下了年轮。唉!最柔弱、最敏感的是人的一颗心呀!最坚强、最博大的不也是人的一颗心么?在人的躯体上,最容易出血、最容易被扭曲,最容易破碎的部分就是那颗心。如果我生下来与狼为伍,我会成为狼孩,我的心会成为狼心。但我幸而为人,并与人为伍;所以我才能成就为人,我的心才能成为人心。

  1939年夏天,日本战领军宪兵,从我手里把我的父亲夺走。我痛哭至死,而后复生,但我并未立即成长为大人。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几个日本兵用绳子牵着一个年轻的抗日志士,押往城外的刑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也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卷入他们的行列。刚刚走了几步,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几乎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西邻卖豆腐的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他们才活埋几天?……你!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我的心在一阵颤粟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在街坊邻居们面前都不敢抬头。王大娘在我稚嫩的心里烙下了三个字:要知耻!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从那时起,我知耻了!而我却没有原谅我只是个刚刚9岁的顽童。从此我成了一个大人!——但这件事对自己的亲娘我都羞于出口。

  1942年,告别铁蹄下的故乡,到异乡去谋生,求学。在我离家前,娘要给我洗洗脚。她对我说:“儿呀!以后你的脚就要自己洗,路就要自己走了!”我只能忍泪应一声:“嗯……”我的心揪成了一团。忍着忍着,泪水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也哭了,她的泪水也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在我的心里烙下了5个字:路要自己走。一个未涉世的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面对复杂的歧路,自己走,首先就要自己去选择!?这太可怕了!可我知道,必须自己去选择。今天,回顾我走过的路:如果没有这5个字的烙印,我还会不会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还有没有一颗人心呢?很难设想。

  1949年冬天,在淮海战场的战壕里,和我同在一个连队当兵的小丘,他的真实年龄只有我知道,才14岁。他在参军的时便硬是说自己已经16岁了,赌咒发誓说他属羊,“有犄角的羊”。他跟着队伍走了差不多1个月,才算批准他的参军要求。如愿以偿的他,只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发给他的军装是一套敌军的将军服,而不是我军当时的土布棉袄。连长、指导员一遍遍地向他解释:“我们的后勤补给在黄河以后,现在没法给你发一套你要的正式军装。团里、旅里、纵队里都问过了,全没有。这不是很好吗?高级毛呢料子的!”他总是跟我嘀嘀咕咕。他几乎向所有的战友都提出过换军装的要求,一律遭到坚决的拒绝。在总攻敌军兵团指挥部那天傍晚,我很不走运,被留在战壕里照顾重伤员。在出击前的3分钟,我思考再三,脱下我的棉军装,递给了小丘。他喜出望外,却又不好意思接受。我光着身子对他说:“你想冻死我?!”他才脱下将军服,光着身子抱住我呜咽着说:“这一仗,俺就是死……”我立即捂他的嘴,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不吉利的字已经吐出来。我明白他想要说的是:我绝不会辱没这件棉军装。我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全连都回来了,小丘却没有回来……非常意外的是,连长把我那件棉袄带了回来。连长告诉我:“这是他在咽气之前自己脱下来的,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只穿着他参军前那件白土布褂子。我们给他裹了一床棉被……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我给你把棉袄带了回来。”后来,这件棉袄我一直穿到春暖花开时节才脱下来,那已是渡江战役的前夕了。当小丘和我的光身子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体温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价值的首要标准绝不是物质。所以我才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克服物欲、贪婪和虚劳,而安贫乐道。

  如果说,我在劫难之中也有快乐,也许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在强迫劳动中我自觉自愿学会了许多技能,从而帮助了许多善良的普通人,这也是很快乐的。我渐渐学会了把放逐我的地狱变成我心灵里的天堂。多年来,极低的生活费,极强的体力劳动,至今人们都得承认,我依然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如此精神抖擞的人。特别是我的一颗心还有灵敏而顽强地跳动着。作为一个作家,我还需要什么呢!这就足够了。

  1970年大年夜,当著名双簧管演奏家张问仁在黑暗中,把刚刚装完蒸汽水管的我拉进他的家里的时候,我被人和火炉的温暖拥抱得一阵眩晕。张先生和我并不相识,可以说对于他,我是个路人。他把一碗饺子和一双筷子塞进我的手中,我迷惘地用泪眼看着他,无法下咽。他把他的双簧管一节一节地接起来,为我演奏起舒伯特的小夜曲来。我很害怕,因为那时演奏外国古曲名曲会招来大祸。他安慰我说:“不怕!我已经彻底解放了!他们不会来管我……我得了癌症。”他好像是个胜利者一样,爽朗地笑出声来。第一个饺子好烫!一直烫到我的心里。不久,张问仁先生溘然长逝!听说他经历了那样多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后却笑容满面,他真的是彻底解放了。他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希望: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时期,名副其实的人并未绝迹,人性并未泯灭。同时,他那坦荡荡安详赴死的生存态度,给了我极强烈的震撼,一个大无畏者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1986年夏天,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就要找玛丽雅·斯米尔诺娃,她是我从未谋面的一位俄罗斯妈妈,50年代有过一些书信来往,后来就中断了联系。这位蜚声全球的电影剧作家、电影《乡村女教师》的作者还活着吗?找到她的时候,她是个多次病危、年逾90的老人了。她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电影家协会老战士之家”里。我是在楼梯口看见她的,她叫了我一声“白!”立即抱住了我。在她那间小屋里,通过一位很著名的汉学家,我们做了很长的交谈。她把50年代的笔记本拿出来,指给我看,告诉我:“我知道的第一个中国人名就是你呀!我的梦中的儿子!”她告诉我:“儿子!我知道你近30年的遭遇,今天见到你,给我的感觉很好,这是特别让我高兴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我必须面对的。我希望你不要搁笔,要写!最近有些苏联作家感到困惑,不知道写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写什么呢?作家有心呀!写自己的心呀!心,很小,但它装着世界、历史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最丰富的啊!儿子!”后来在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我们才拥抱着吻别!她靠在门框上,含着泪,目送着我远去……是的,她说得多么好啊!只要有一颗心,还能没有可写的东西吗!何况我有的是一颗被生活烙了很多很深刻的烙印的心呢!

  1992年冬天,我在巴黎见到新小说派的鼻祖社娜塔莉·萨略特。她已经90岁了,还在写长篇巨著。这又是一位把我认作儿子的女作家。我从交谈中知道,她看到过有关我的文字。她对我说:“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活着走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有过很多猜测。有人说,他们勇敢;有人说,他们懦弱。但我以为他们智慧。智慧的人有远见卓识,有一颗永不麻木的心。具有长久生命的不是消灭人类文化的力量,正相反,是人类智慧创造的文化结晶,更为长久的是大自然……”

  正因为我这颗柔弱的心被生活烙了很多很深刻的烙印,比大多数人或许要多一些。所以我相信这颗心不会再欺骗我,我的全部微薄的力量都来自我的内心,我今天和以后的一切都是在为心而作,绝不违心而作。心啊!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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