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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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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人生:我的性格分析 ——顾颉刚  

2017-01-02 15:03:11|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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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性格分析
                         作者:顾颉刚

 来源:东方文化

    顾颉刚(1893.5.8-1980.12.25),汉族,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我的性格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食,或说了谎话和脏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里,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问我要不要再犯。因为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妻子做薄佞郎,也不愿对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作痴聋把对方挡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在事业上对我作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的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起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天性。我生长在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拿这个理由来作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产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肮脏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尚书·泰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大的便尊为前辈。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我看人,往往只看一节之长,因了这一节而用他,结果他就用别节之短来造成不幸的结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恶报。一有这种事起来,笑我的人就说:“颉刚什么人都敢用,现在自食其果了!”怜我的人就说:“颉刚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现在上了人家的当了!”其实,我并没有看什么人都是好人,只是我爱才之心胜过了嫉恶之心,喜欢隐恶而扬善,希望人家尽向善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是最不安定的时代,社会上鼓励人做坏事的力量胜过了我鼓励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点好心给他抛弃了。有人规劝我:“颉刚先生,你的门下太杂了!”是的,太杂了。所以太杂的缘故,就因为我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寻出长处来,寻出了一点长处我就不放弃他。但是我深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党魁,自可这样“来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来供我的识拔,安插在各个适当的岗位;现在我仅是一个治学的人,至多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行政者,我想这样大规模地造就人才当然只落一个可悲的结局。我还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作正轨的发展吧!

  有了强烈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不在大时代里发挥自己的特长呢?唉,这是给我性格的第三点——强烈的知识欲——所拉住了!我对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独独知识欲却是极端的旺盛。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喜欢翻看一切书,不管懂与不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我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与旧书铺。又尽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子凡是印出书目的我没有不索取的。所以当时的我虽是一个中学生,而目录的知识已非常丰富。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学,我的研究工作应当向史学方面发展。我又喜欢订工作计划,常常把预计的和实做的做一个对比的进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预计时总比较轻简,实做起来往往需费加倍或几倍的时间,所以实做的进度总追不上预计的进度,使我老是觉得负了一笔债。何况在社会任事之后,常有突然起来的事情足以破坏预定的工作,所以更赶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我是一个长期神经衰弱的人,因为神经衰弱而成为神经过敏,我的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作一相对的批评,他说:“谷城忙里亦闲,颉刚闲里亦忙。”我许为知言。为了我头脑中常想问题,所以逢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春秋时陆浑戎和姜戎同自瓜州东迁,瓜州——自汉以来都说是敦煌,因为那边出产好瓜;我觉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晋人也不能迎他,这一定在离鸟翔不远的秦岭里;果然有一个从汉中出来的朋友告诉我,洋县山中有一种人,称为“瓜子”,他们专卖身做苦力,这就证明了我的瓜州说。这种事虽是偶然的发现,但在我脑筋里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所以一说出来就给我捉住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这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就看出来了。因为研究是我毕生的训练,而办事只是半路出家,所以我在书房里可以心无杂念,一意读书写作,新的生产是不难计日程功的, 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办公室里,在会议室里,则面临着现实而心想着学问, 不能全神贯注到事务上,歧路亡羊,我哪里做得好事。我认识我自己,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上列几点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为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驱迫我前进;但也为有强烈的知识欲而没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后退。人家看出我的行为的矛盾,实即是我的内心里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壮年时代,理智和感情并强,所以表现的矛盾也特别厉害。现在我快到60岁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强的感情;人世的经验多了,理智的力量又当然超过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现可以渐渐地降低了。此后我想把责任心严格配合知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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