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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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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三 “老三届”的足迹(1)  

2016-09-17 15:10:43|  分类: 《中国知青史·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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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老三届”的足迹(1)
                        作者:刘小萌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三“老三届”的足迹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益发浓厚起来。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至等同纤尘,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集体的化身,也就是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是这种畸形人格的集中体现。因此,虽然他们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无保留地让渡给了集体的最高代表——神一样被尊奉的最高领袖。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个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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