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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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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理想的光亮  

2016-08-02 16:36:15|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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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的光亮
                        作者:陈旻    
来源:《大公报》

  上车,点火。车发动着之后,塞在车载音响里那张我爱听的《藏歌》盘片,随机流出了《拉萨的酒吧》。一阵嘈杂、喧闹的背景音之后,一个略带忧郁又略显无奈的男声开口唱道“拉萨的酒吧里呀,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她对我说,不爱我,因为我是个没有钱的人”。身旁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一惊,问“妈妈,没有钱就没有人爱吗?”

  我一下被这个问题噎住了。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拜金已经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内地电视相亲节目中不时出现雷人金钱爱情观的公开宣称“我的男友必须是月薪二十万”、“宁可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还有,女孩直截了当地问男方“你家有钱吗?”俊男靓女们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强烈渴望,现实得极为彻底。

  不过,我却十分同情这些八十后、九十后们,因为现实的生存压力已经无情地挤压掉了他们生命中的液汁,当对钱、房、车等物质的获取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时,已经不再会有单纯的心境去享受拥有理想的快乐,和朴素的爱情,他们的眼眸也不会闪亮着梦的光泽。

  于是,我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自己出生得早,没有生在眼下金钱物质至上的年代,幸而能拥有天真、朴实的童年;在青年时期,有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恋爱时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有一个清新而充满烂漫的感情世界。虽然也曾被现实无情压迫,但大多数时光,得以在诗意中度过。在我的相册里,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我三岁时的一个瞬间。照片上稚嫩的我,坐在所居住的楼下的一张小櫈子上,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仰脸自然地笑着,笑容清澈而明亮,极富感染力。多年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反复唏嘘。我后来为这张照片取名为“心明眼亮”,意为学完毛泽东语录之后的状态。实际上,那时的我根本还不认识字,但脸上的那份明澈令我自己印象深刻,因为那份快乐是自心底里流出的。

  小学一年级,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的理想”。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新时期的农民”,“脖子上搭着白毛巾,驾驶着红铁牛(拖拉机),在广阔天地里驰骋”。那时候,金训华等知青典型的宣传已经为我们树起楷模,我们全班几乎全部同学的最高理想理所当然都是“当农民”,只有一个男同学想当“科学家”,而他立即遭到我们的讥讽与孤立。

  那个年代我们对物质没有强烈的欲望。我记得,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描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通俗易懂地告诉我们,待进入共产主义,进商店后,“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不用花钱”。我当时暗想着,“等到了共产主义,我一定要到商店里去拿一个气球。”那个年代,气球就是奢侈品了。正因为心中有了理想,彷佛就胸有成竹,在小学时期的每一个日子因为目标明确而显得格外沉着。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因为社会环境,也因为家庭教育,我们这一代人都把精神追求放在首位。参加工作后,读书、听音乐、抄朦胧诗,精神世界被撑得满满的。最初的工作单位在浙江舟山,虽说是在海岛,实质是在山里,距离县城有约四十公里,每天只有两班公共汽车进出,早上出去,晚上才能回来。那时候街上商店很少,一整天在街上逛着,连五金商店的钉子柜枱,我都一一细细看过去。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过得有滋有味,黄昏在田埂上散步,抬头仰望天边的彩霞,坚信“前途是光明的”,虽然眼前的“道路是曲折的”,总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定会“螺旋式上升”。最爱做的事是阅读西方哲学名着、中外文学名着,收集“名人名言”,频繁更换“座右铭”。那时候的烦恼也很单纯。记忆中自己的一次气愤,是因为单位里同事在开会时批评我“平时说话不使用劳动人民语言”,指出我说话“酸”。那时,因为读了书自然要“活学活用”,我在平时说话时千方百计插入成语、形容词,多用文学语言,自我感觉很好,不料却遭到“指责”,自然想不通。

  一年辛苦下来,评上先进,物质奖励也很有限。有一年,我被评为年度嘉奖,奖品是一个印有兰花的搪瓷脸盆,我十分珍惜,一直不舍得使用,二十年了,还完好无损地珍藏着,因为,那是一份荣誉,更是青春时光的见证。

  迄今,我还珍藏着一个军用挎包。挎包的年龄很长,背面因久与衣服磨擦略显黑亮。我一直舍不得丢掉它,是因为它陪伴我度过了那些终日活力充沛、热情蓬勃的豆蔻年华,盛着我青春的记忆。那时候,每次上班临离开宿舍前,觉得这本书必须带上,那本书也舍不得丢下,挎包便被塞得满满的,合都合不上。而当这沉甸甸的挎包压上肩头,一种饱满的充实感荡荡悠悠彷佛要撑破心胸。那时候读书没有计划,看到什么读什么。有一阵,西方哲学书畅销,我也赶时髦,到书店里背回一挎包又一挎包,读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尽管似懂非懂,但也乐此不疲。一天下午,一个同事从县城回来,一下车便兴奋而神秘地拿出一套黑格尔的《美学》在我眼前亮了亮,她告诉我新华书店里人们正在疯狂抢购这套书,我一听,一种即刻必须拥有它的欲望不可遏止,立即请了假拎起挎包冲出门外。真巧,这时山里驶出一辆拖拉机,我挥手拦下一问,驾驶员告诉我他们要去县城,我央求他们捎上我。热情的农村小伙把驾驶员边上的座位让给我,自己跳上了后面的车斗。在我不间断的催促声中,拖拉机一路“突突突”直接开到县城新华书店的门口。我终于买到了一套崭新的《美学》。沉甸甸的挎包上肩,心里才踏实下来。

  那个年代,没有舞厅,没有卡拉OK,甚至连电影都很少,但因为有装满书的挎包每天在肩头亲密地磨来蹭去,我感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充实。一九八七年,在宁波工作的两年间,我每天都去包玉刚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在那里,我有一个固定的座位,还暗暗立志要像马克思那样把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踏出一个深坑来。那时候的爱情也是纯粹的,没有人把家庭、物质条件作为择偶的标准。去年,有个二十三年前我在宁波工作时别人为我介绍的“对象”出差来南京。他辗转找到我,当面问我“当初为什么拒绝我?”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二十多年。我费力地想了又想,根据自己当年的“做派”,一般与别人介绍的“对象”见面时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读过几本世界名着?”,如果回答是“没读过”,那我就立即走人,如果对方回答“读过”,我会接着问“泰戈尔是哪个国家的?”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没有人能回答上。

  我就问他,当年是不是这么与他对话的?他说,他当时的确是回答“没读过世界名着”。我说,那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有理想,因为有对理想的追求,生活中就有了许多的憧憬与期待,寻常的日子便有了那么多的诗意和情趣。在南京工作的单身时光,单位配发的九十公分宽的小床上,靠墙的一面还被我整整垒了一排书,因为想要“自己喜欢的书伸手可触”的感觉。窗外的雨棚上挂着串风铃,很多朋友至今还难忘与我的电话中那清脆的风铃声。还有一个朋友专门为我写了诗“一记响在耳边的风铃/会给我们许多的温馨/许多的温馨就是/许多潮水对于堤岸的漫润/就是鸟儿在明净蓝空里/无拘无束的飞翔”。

  那样的年龄,我们都有着一颗敏感多汁的心。我与朋友们在月光下互相倾诉,诉说彼此的生活中那些为之感动过的事,以及这些事情发生过程中自己的细微感受。我的一个同学潘玲玲谈了对象,男方家里不富裕,但她不以为意。专门从汤山乘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向我倾诉她心中的幸福。我记得我们并肩坐在中山陵音乐台的青草地上,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初恋,她对我宣称“我要和他一起成长”,那一刻,她的眼睛染着绚烂的霞光,闪烁着动人的光亮,我笑她“目光跟涂了油似的”。

  当时,我看她激情四溢、说个没完,眼看已是夕阳西下,便担心回去晚了饭堂打不到饭。刚小心翼翼地打断她,提议先回去打饭,立即被她鄙夷地指责成“俗气”、“就知道吃”。可事实上,那天的晚饭,她狼吞虎咽,吃得比我多得多。而我自己,与丈夫自恋爱直至结婚,也不知道他的家底,始终就没好意思开口问过。回头想想,过去的几十年时光,分明是理想的光亮一路照亮了我的生活,因为有理想,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光,也深信幸福就在不远处,能充分享受到生命的原质性给予内心的单纯的愉悦,才有了那许多可反复回味的与金钱无关的经历与感受。如今,“满足于现在,但不放弃努力”,更使我在金钱物质社会中能持有一分从容、平和的心态,去悉心捕捉从指尖流逝的日子里那每一段故事和心绪,享受和回味生命中一个个美好的瞬间,并不断继续触摸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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