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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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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名词欧洲  

2016-04-30 07:14:14|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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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词  欧  洲
                           作者:素素


                             教 堂

    当飞机在意大利的罗马落下,当我穿过那些密集的国家和城市,我终于知道我的眼睛里为什么只有教堂。它像一种神圣的植物,一株一株地深种在这片绿色的湿润的泥土里。它像一种无形的荫凉,覆盖了所有的山野和城市,并决定着所有人的心跳,表情,行为方式,包括用餐前的祷告,走路的姿态,婚纱的白和丧服的黑。它还像日光下月光下灯光下的影子,不论你向哪里转身,都将被它牵扯,或与它遭遇。在城市中央,在山顶之上,在人烟并不稠密的乡村,它都是最高的那一处,让人一眼就望得见。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遮挡,也没有谁可以忽略或拒绝。
  这世上只有一个上帝,却筑造了那么多教堂。它的大大小小,它的无所不在,曾让我有一些不适应,因为此前我从没有走进过教堂,我只熟悉佛寺。中国的佛寺大多建在深山老林中,距人间远,距世外近,朝圣者进香许愿或祈求平安,需要爬山涉水日夜兼程,所以我虽然熟悉它,却没有几次走近它。欧洲的教堂就建在城市和乡村最热闹的地方,亲切可靠,再世俗不过,就像邻家的院子,随时随地就可抬脚走进去。
  我发现,欧洲的城市很少有玻璃幕墙式的高楼大厦,人们像信守一种默契,把所有的高度都让给教堂。这样的景象在乡间或小镇更为突出,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哥特式或巴洛克式小教堂的尖顶,那尖顶就像一只高举起来的手掌,上面带着家人般的温度。我就想,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不是流浪,而是旅行。因为他们不论走到哪里,内心始终飘扬着那只温暖的手掌,不论走出去多久,终究要再回到自己的小镇,自己的乡村。这里是家园,是归宿,这里有人在等。
  教堂有大小之分。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座或多座著名的大教堂。它像一件祖传的珍宝,一件有来历的文物,被络绎不绝的旅游者观赏把玩之后,还要再当成风景拍照一番,这让大教堂原来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欧洲人看上去乐得这样,他们早已不像祖先那么严谨执拗,端着老贵族的架子不肯放下。欧洲人的日子比过去显得寂寞,用教堂吸引旅游者不是一件坏事,生活有时候真的需要一点喧闹。城市里更多的是小教堂。许多欧洲人喜欢去旅游者走不到的小教堂做礼拜。小教堂之多,有点像中国的街道居委会。因为距家很近,欧洲人把它当成走出家门后的另一个家。欧洲人的一生都与这另一个家息息相关,新生儿的洗礼,年轻人的婚礼,死者的葬礼,日子里的祈祷和忏悔,都要在这里完成。基督教是时间宗教,一个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都要经过教堂。教堂在那里永远是一种守候的姿态。
  记得那天我从巴黎圣母院的正门向里走去,大厅的右侧有几间忏悔室,门是百页式的木帘。其中的一间,百页木帘拉在水平的位置,凳子上坐着一个女人,低着头,一动不动。在她的面前,站着一位穿着白袍的神父。他个子高大,正在对那个女人说什么,说得非常激动,两手有力地上下比划着,却听不见声音。不知为什么,我在内心里羡慕这个女人,羡慕她有一间可以去忏悔的密室,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神父。不论是否获拯救,最危急的时候,她能为自己的心找到出口,总是一种万幸。我甚至想,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心灵设一间教堂,遇到困境而无告的时候,就安静地走进去,哪怕自己做自己的神父。
  我一路上都在看教堂。我曾经很想随着一支娶亲的队伍走进教堂里去,亲耳听一听神父怎样为那两个年轻人祝福,然后在教堂门前的草地上参加鸡尾酒会。曾经很想悄悄地加入一个送葬的人群,看那个死去的人被安葬在教堂里,尽管与他素昧平生,也愿意跟他的亲属一道往那个深棕色的棺木上扔几枝鲜花。我知道,我其实是因为喜欢教堂而喜欢那些仪式。生活里的确需要有一点仪式。仪式让生活精致,优雅,而且神秘。否则生活就太平淡太潦草了。
  然而,我至今也不是哪一种宗教的信徒。我只是觉察到我需要一种有宗教感的生活。因为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某种困境。我可能并不害怕物质的困境,而更害怕精神的困境。当它来到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种东西将我引领和拯救。


                            小 城

 
  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对国家的概念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论什么,都一眼望不到边。这种大和多,这种一眼望不到边,让我对出门远行始终抱有不求走遍世界但求走遍中国的小康心态。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的脚第一次走向中国的边缘,并从边缘跨出去走到异国他乡。当我在半个月之内走了三个国家两个地区,世界在我眼中再也不是一个不确切的遥远的字眼,它距我只有一天或几小时的距离。我甚至觉得,一个能走遍中国的人,一定可以走遍世界。
  那是2002年7月9日,我在荷兰海牙吃的早饭,中午之前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傍晚在卢森堡停留了几十分钟,晚饭后乘车去德国特里尔。这就是我在欧洲其中一天的旅行。欧洲让我知道了国家可以这么精致,城市可以这么小巧。
  特里尔在德国的东北部,是卢森堡至巴黎途中要经过的一个小城。
  车从卢森堡开到特里尔,只用了50分钟。我们入住的金玫瑰酒店,座落在特里尔郊外的摩舍尔河边。尽管行程里并没有去小城参观的内容,来特里尔就是睡觉,尽管已经是夜里9点多,酒店离城内还有十几里的路程,因为坐在这个车上的是中国人,因为特里尔是马克思的故乡,大家影影绰绰地记得,这个小城里有一幢小楼,里面曾住着马克思和燕妮,所以我们几个人偷偷地约好,放下行李,就背着导游去找马克思。
  大家没有一个会说德语的。可是大家仍然意气风发地向城里走去。每个人脚步的那种轻快和激动,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某一个夏天的晚上,从这个村疯到那个村看露天电影的镜头。
  我们走在一条无比漫长的柏油马路上。路两边是超市,加油站,以及不知道生产什么的工厂厂房。里面一律灯火辉煌,一看就是新的,是小城外面的。当眼前渐渐地暗下来,树的影子越来越浓,街道越来越窄,小城就来到面前了。
  教堂的钟声早已敲过,尖尖的歌特式楼顶高出小城任何一个建筑。街两边停满了息火的小轿车,有灯光朦胧地从长方形的窗口洒出来。商店的橱窗里亮着灯,门也是玻璃的,门把手只那么随意地一关,好像可以走进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大家盲目地向前走着,没办法打听路。走了很久,才看见路边有一家上海酒家,像遇见了亲人,大家马上涌进去问,去马克思故居怎么走。上海酒家的老板琐琐碎碎地画了一张地图,让我们一直向前走,走过一个古城堡,再走过一个广场,大概就到了。
  这是周末,小城的人原来都站在城中心的小广场上。广场中间有一根铁柱,用帆布搭了个凉蓬,里面点着日光灯,许多绅士样的老人松松散散地站在那里,手里没有酒杯,旁边没有坐椅,也没有谁在话筒前演讲,像是一个聚会,却看不出有什么主题。我真的是看呆了。这可能就是小城的故事,小城的风格。不那么正式,不那么刻意,随心情地聚,也随心情地散。知道彼此的习惯,也熟悉彼此的脾气。我就想,要是马克思现在还活着,还住在这里,他或许也会出席这个聚会。不过,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老人,他来了,大家就只有听他发言了。他会把大英图书馆搬到这个广场上。
  我听说,德国之所以出哲学家,思想家,是因为这里气候潮湿,常常阴着天,冬季尤其寒冷。所以德国人就不像法国人那么爱出门,大家都坐在屋子里看书。这是小城夏日的夜晚,走在小城的街上,我的确感到了不属于这个季节的那种寒湿。看老人们的穿着,也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他们过早地穿上了夹克。这是个思考的夜晚。他们也许正是为了这个,而聚在广场上。在他们中间,说不定就有马克思的崇拜者,或者与马克思爱好相同的人,他的著作就快要写完了。也是一个什么宣言。
  马克思的故居,座落在罗莫布洛克小街上,斜对着一家北京酒楼。已经是夜里11点,马克思住过的小楼已经关了灯,我们只能站在门前端量它。这是很平民的一幢房子,被旁边的建筑挤在中间。三层窗户之上,还有两层阁楼的窗户,墙面涂着白色油漆,窗框是灰墁石。马克思的侧面头像,被雕在一块黑色的铁牌子上,挂在门边。特里尔并没有把他神化,只是告诉你,一个叫马克思的人,曾经住在这里。别看是小城,做事却很理性,大度,宠辱不惊。
  大家的心终于平静下来。在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用目光上上下下抚摸了一会儿,仍不想马上就离开,于是走到斜对面的北京酒楼。门前有露天咖啡座,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每人要了一杯凉啤酒,一边消着汗,一边还在回头看街对面的那幢没有灯光的小楼。


                             旅 馆

 
  这间旅馆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天鹅。一只白色的天鹅正在要飞离的时候,被雕塑家凝固在门楣的上方。也许是为了留住它,也许想说明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雕塑家用肥绿的水草将天鹅环绕起来,做成了一个窝的形状。我站在门前端详了很久,心想,这间旅馆的主人不过是叫雕塑家给旅馆设计一个标志,为的是让漂泊者和旅人路过的时候就决定在这里住下来,那雕塑家竟然把漂泊者和旅人雕塑成自由飞翔的天鹅,把旅馆形容为一个温暖的可以依偎的草滩,这也太含蓄了吧?有意思的是,雕塑家的艺术之心居然被这间旅馆的主人认同,居然就让作为旅馆的标志一直保留到现在。不知道旅馆的生意是否红火,这只天鹅至今仍然洁白,至今也没有飞走,就说明了一切。
  去欧洲的那些天,几乎一路上都在住这种古老的普通的小旅馆。我不明白,欧洲人过去也长得人高马大,旅馆为什么那么窄小呢?房间小得只够放下两张床,旅行箱都没地方打开。也许过去一个房间只住一个人,而现在是旅游的时代,就显得拥挤了。天鹅并不是我们入住的旅馆,它不但古老,而且著名。我走到这里的时候,看见门口坐着几个中国人。有人仰起头望着,还有人正往跟前走。原来马克思和燕妮当年曾经在这里住过,那本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里写成的。那几个中国人一定知道这个典故,才特地到天鹅旅馆门口坐坐,说不定还进去看了。中国人对马克思,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
  天鹅旅馆的对面还有一家旅馆,叫鸽子。1852年,法国大文豪雨果曾在那里住过。导游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在鸽子旅馆写的,我曾信以为真。回来一查,他说错了。《巴黎圣母院》写于1830年7月底,出版商催逼得很紧,只给雨果6个月时间。据雨果夫人阿黛儿说,他买了一瓶墨水和一大块厚厚的灰色羊毛披肩,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起来,把其它的衣服都锁在别处,免得自己忍不住要跑出去,仿佛跟蹲监狱一般。最后,雨果终于赶在出版商戈斯兰规定的时间内交稿。写作地点,当然是在巴黎。不过,雨果的确在布鲁塞尔住过,在鸽子住过,而且先后在这个城市住了15次。后来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街垒广场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他和家人在那里大约住了400天,写他的《恐怖之年》。
  走到这里我才明白,马克思和雨果为什么都选择布鲁塞尔。马克思的故乡在德国的特里尔,那个小城处于布鲁塞尔东南边境,到布鲁塞尔比到柏林还近。法国也不远,在布鲁塞尔正南方向,所以雨果一走就走顺了脚,到布鲁塞尔像到外祖母家串门。可以想像,当年的布鲁塞尔旅馆里住满了政治家,作家,艺术家,这样的大人物多得碰腿,会是怎样一番热闹。
  最有意思的是,那天我在街上买了一份中文报纸,左下角居然刊登了法新社的一条最新消息,题目是:百年后布鲁塞尔向雨果认错。消息说:1871年5月30日,客居布鲁塞尔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因提议在他家里接待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而被比利时驱逐出境。131年后,布鲁塞尔市政府向雨果致敬,在雨果故居正面设立了一块纪念碑。在这块镀金的纪念碑上刻着雨果的两行文字:我觉得我是全人类的兄弟,我是接待所有的人民的东道主。布鲁塞尔市长在揭幕仪式上致词说,比利时承认它驱逐雨果的错误。
  原来,雨果当年在比利时《独立报》上曾刊出一封公开信,表示愿意把他在布鲁塞尔街垒广场4号的房子作为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的避难所。因而引起一场事故,1871年5月27日夜里,有人持木棍和石块,到雨果的家里攻击他。5月30日,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二世就签署了驱逐雨果的命令,并禁止他将来返回比利时。雨果真的就再也没能走进这个国家,再也没能走进他在街垒广场上的那所房子。比利时人虽然早就感觉到了不对,却直到今天才认这个错。然而,这个历史的错,人家毕竟认了而且改了,毕竟没有忘记曾经犯过的错。这种良知,这种精神,就让我感动,我把这张报纸收好并带了回来,作为欧洲之行的珍藏。
  天鹅和鸽子都座落在布鲁塞尔大广场。广场是长方形的,周围是一个比一个辉煌的建筑。有教堂、市政厅和国王公寓,还有面包师、弓箭手、船夫、细木匠及箍桶匠等各商业行会楼。天鹅这座楼原是肉商行会总部,鸽子则是画家行会总部。那是17世纪。天鹅和鸽子改成两家小旅馆,是19世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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