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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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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2016-04-17 09:29:14|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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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作者:柳鸣九 
来源:《最爱北京人》

  早在做同事之前,在东四头条的社科院宿舍大院,我和杨绛先生就做过邻居,于是比起别人,我便多了一些熟悉与就近景仰的机会。按“翰林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成文的规矩,对她这样的旧时代过来的海归大家,作为小字辈的我,要按其本名,尊称她“季康先生”。

  初见时,季康先生年过半百,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特别是两道遒劲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和其夫君锺书先生的不拘小节、有时穿着背心短裤就见客不同,她的衣着从来都整齐利索,即使在家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

  当时研究所有两位女士以注重形象着称。一是“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她是美国式的艳丽和浪漫风格;另一位则是杨季康,典雅华贵,冬天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是高雅气派。这二位都保持着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在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是极罕见的。不过,前者的妆较浓,而季康先生的则几乎不着痕迹,似有似无。

  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都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在学习会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季康先生极少发言、表态,实在不得不讲几句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当时我们想:杨老太这是在“刘备种菜园子”吧。多年后看到她以“点烦”原则(即把用词精简到不可能再精简的程度)翻译《堂吉诃德》,才发现,这不仅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尊重人,而且真正做到了会尊重人。

  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钱、杨二位先生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位。季康先生虽然有时穿得雍容华贵,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像邻里阿姨,而不像某些女才人那样,相识见面言必谈学术文化,似乎不那样就显不出自己的身份与高雅。认识久了,她对晚辈后生则有愈来愈多的亲切关怀,的的确确像一个慈祥的阿姨。

  但这个看似低调谦恭的阿姨,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且这个时候出现得无比不合时宜。“文革”之初,他们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了牌子押上批斗会。可杨季康对“天兵天将”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这还了得!在批斗会上,那么多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哪个不是服服帖帖?于是盛怒之下的造反派对她狠加惩罚,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我第一次惊奇地感到季康先生性格中的凛然。要知道,“牛棚”里有不少从火线上转业过来的老战士,没有一个敢于如此维护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

  “文革”后期,钱、杨二位先生尚未获得平反,有家回不了,四处流转。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在苦等“落实政策”,精神备受煎熬。同是天涯沦落人,处境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说起来先生们在浩劫中失去的,远比我们要多得多,但对于这群甚至未能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晚辈,他们以极高的涵养、含蓄内敛且从不显于言辞的方式予以理解、宽容和无私帮助。

  有一次,我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后主动支援了我们几百元钱。后来有一天,她的助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二十元人民币,“这是先生要我交给你们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要你们收下,什么道谢的话都不要讲。”那个时期,我与妻子朱虹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四十元,承担着抚养两个孩子与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由于业务断了路,没有半点稿费收入,生活的确相当清苦。先生雪中送炭,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又有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

  后来我还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先生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也就是说,两位先生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且持续了好几年。从“十年浩劫”的炼狱里走出来,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

  先生施恩于后辈,大部分无法用金钱计算。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学术气氛充满了“斗争”的遗风。我访法归来写的文章,结集为《巴黎对话录》与《巴黎散记》两书出版,因考虑到之前有前辈权威的横眉冷对,我特地在前言中恭敬写明“抛砖引玉”。当然,敬赠给钱、杨二位先生,抱的心态自然不同。很快,杨先生回信了,还是一贯的低调谦恭与幽默:“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天气酷热,希望你和朱虹同志都多多保重……杨绛八月十三日锺书同候。”

  先生过百岁大寿时,深知先生君子之道的我,自然不敢上门叨扰。当电话里听到老太太爽朗清晰的“专此复谢,朱虹同志均此”,还嘱咐我们注意防暑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依然如喝了冰水那样舒心畅快——只是多少也有几分伤感,因为再不可能有“锺书同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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