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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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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我不站着等 ——龙应台  

2016-12-19 16:41:48|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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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站 着 等
                       作者 :龙应台

来源:文汇报(1995.12.5


                                    一

  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

  我摆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者。

  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二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要提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地不友善:“先交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还是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钱包。

                                   三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加上时间匆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40℃的气温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80岁的老人,拖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

  “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脏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你买不买?”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了一大截,仰头看着她。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洞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谢谢。

                                  四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汗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

  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着麦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太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40℃。

                                   五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列车长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了。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时,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付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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