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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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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闲话吴宓  

2016-12-19 16:17:32|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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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 话 吴 宓
                      作者:叶兆言

来源 :岭南文化时报(1996.1.28)

  最初知道吴宓先生,是把他当作新文学的反面人物。只知道这个人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凡是胡适先生赞成的,他似乎都要反对。反对胡适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可吴宓还反对鲁迅,反对一大堆本世纪初大家认为是新的事物。他赞美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吴宓无疑是个老厌物一般的怪人。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几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在野鸡大学里混一个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些像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用不着再介绍。他的学问足以吓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导师资格,就应该算不长进的。吴宓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的写照。关于吴宓的梗直,确实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颇有些像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我一向怀疑,今日许多过去的笑话,全是当年的小报记者添油加醋渲染出来的。吴宓显然是性情中人,他自称古典主义,却更加浪漫主义。事实上,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戴。吴宓本质上是一个对政治不感任何兴趣的人。他的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他的作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绅士,当然更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要比学生多几文,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请客,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常常会奇怪,过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是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的学人没有那么好的学术根底。说穿了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们,实在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我们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皮毛换钱。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的认真:

  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在吴宓的故事中,陈吴长达50年深厚的友谊常被人津津乐道。陈寅恪和吴宓先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划句号的人物,他们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他们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轻易地了断此生,却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陈寅恪死于1969年,临死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待,直到不能讲话为止。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吴宓虽然熬到1978年,但是极左思潮尚未肃清,依然被遣发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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