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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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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在功利时代 独善其身  

2016-11-30 15:34:29|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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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功利时代 独善其身
                         马未都口述
                          杨杨撰文


  我不愿看到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谈钱的领域。功利会伤害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

  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过去收藏家必须有个标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你算哪门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证据,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时标高,通过收藏,你能看到我们的商代、周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往小了说,是满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内心需求,帮他理解纷杂的世界。

  不幸的是,现在基本上全社会的收藏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商业的博弈,至少99%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有人的说法都是“未来可以升值”,社会各角度都以“他是否买了贵东西”为标准。从我内心讲,非常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别人加入这个队伍,而是不喜欢把过去唯一干净的净地变得非常世俗化。

  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有时也可以理解别人的世俗观,比如,宗教应该是最脱俗的地儿,但今天很多宗教场所并不能免俗;同样,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们的社会处处体现世俗的话,让收藏界变得高雅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也不愿意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与原旨无关的领域:大家都谈我赚了多少钱、将来可能赚多少钱——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

  其实我能感受到功利对我们严重的伤害,甚至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伤害。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穷”是指精神上,这社会是一个精神贫穷的社会,但我一定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别人。

  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人是要妥协和自卫的,你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步的成功。过去人们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愿意退回来、软一下,不会;第二,认为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没有前进的能力,每个人都好高骛远。

  我们常说“励志”,但励志的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们当作全社会的励志标准,那就大错特错了,普通人就会认为上升通道不够——问题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够呢?

  人光有自我判断还不够,很多人认为自己身怀绝技,怎么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为对周围环境没有判断。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缺400万个经理人。我认识的很多老板都说,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个有执行力的博物馆馆长,愿意出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但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那你还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行,但具体的事儿你做不来,然后就会埋怨:团队不好、环境恶劣、潜规则盛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生存呢?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

  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文学修养都不够,因为社会不躺在文学上生存。当然,我们更不注重史学。这非常可怕。中国近几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来,创作者不读书、没思考。很多国内的电影,别人评判的全是技术活儿,哪个镜头用得不好,应该怎样怎样——但我一看,明摆着这导演不读书。

  举个例子,同样是表达血腥,《辛德勒的名单》和《勇敢的心》都有对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单》里最血腥的一幕是:党卫军枪毙工人,“啪”一枪没响,又“啪”一枪没响,再“啪”一枪,三枪没响,滚蛋。这个工人经历了三枪,但子弹就是不响。在我们的电影里,就一定要让子弹响、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觉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单》里,不,踹开他去干活——当你看到他非常机械地干活,就会知道,人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一个施暴一个受暴,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这里面有明确的对人性的思考。

  反观我们的电影,都是单纯的复仇,和《勇敢的心》差千万里。看得越多,就越觉得可笑。我这么说,不是特指电影界,只是电影是特别大众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说是民族心态的标志物。

  《一九四二》的票房惨败,对冯小刚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惨败,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一九四二》已经变成一声凄厉的鹤唳——鹤呖长鸣,鹤呖是悲哀的,会传很远;但我们的电影都是麻雀窝,叽叽喳喳,说话毫无价值,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映射。《泰囧》的商业成功,很多搞电影的也看不懂,本身不可复制,再有个什么囧也不会是那样,我们整个民族没有目标。

  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很多成不了体系,不像一棵树,而是永远像同心圆一样。”同心圆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就确立了老大地位,却没有老二,中国文化就没有“老二文化”。中国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枭雄,就一个,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问二三四。不信你随便抓一个人问奥运会银牌有谁,一个都说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

  中日韩三国都在儒家文化圈,但侧重点不同:日本侧重忠,韩国侧重孝,我们侧重义,讲义气、两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现在刀插向别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诚,社会管理成本极低;我们不重忠诚,所以社会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说,在中国能管10个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经济危机时,韩国、日本的很多企业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存亡,愿意减薪一半跟老板渡过难关,我们可能吗?地震时,人家发放矿泉水,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就得严阵以待,以免哄抢。讲究孝道,跟韩国不能比,你看韩国电视剧,孝道是第一位的,每个人进屋第一件事要向长辈请安——在韩国的文化输出当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们有吗?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我们老说中国法制不健全,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在秦汉时期有非常严谨的法律,为什么法律在中国漫长的极权社会中不能得以实施呢?因为用不上,仅道德一项就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当你用一道铁丝网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墙;当你用一根绳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用铁丝网;当你划道线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条绳——什么成本最低?地上划条线最低。在国外的机场,地上划条线,没有人会逾越;在中国就得拦着,每个角上站一个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会若没有忠又没有孝,就剩下一个功利的“义”时:当我跟你讲义气的时候是求回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个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国家是最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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