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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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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往往醉后”——回忆父亲傅抱石  

2015-02-06 14:2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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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醉后”——回忆父亲傅抱石

                       作者:傅益璇

                       大情大性之人

  我从未见过父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或无所事事地闲坐着,他总是在画室里忙,似乎永不疲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如果哪天画得不满意,他就会在吃饭的时候说:“唉!今天对不起这碗饭啊!”母亲说父亲是一个“上马能杀敌,下马能作赋”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做事,从不给自己任何借口。和许多画家相比,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几千张画、几百万字的文章、几千方印。尽管父亲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但要有所成就,孜孜不倦地辛苦耕耘却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是真正的大情大性之人,这和许多大艺术家都有共同之处。他博大的胸怀、淋漓尽致的艺术气魄、为人的义气以及无酒不欢的脾气,与他豪爽、直率的性格完全一致。但他内心世界的深沉却令他喜怒不形于色。我从未见过父亲乐不可支或捶胸顿足地失态,即使喝了酒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令他十分开心的事,也只是私下和我的母亲说。有时我听到父母的笑声,就赶去一探究竟,但父亲立即不说了,一副“不关你小孩的事,快去做功课”的态度。当然,父亲的苦恼也很多,社会关系、政治运动、文艺思想、创作、家庭经济、子女学业、健康……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着父亲的心境。父亲从不议论或埋怨什么,但有时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窗前沉思,眉宇间的隐忧却是显而易见。

父亲内心的那种隐而不发的力量是巨大的,这在他的画里处处可以感受到。我见过父亲画风中飘逸的柳条,他紧抿着嘴,几乎是闭着气,用手在纸上轻轻地摩挲着,双眼极其有神地专注盯着。然后突然下笔,速度极快,有一种惊人的爆发力。而在这高速的线条运行中,粗、细、刚、柔、起、止、停、顿,无一不在掌握之中。画人物的脸部,虽然精细,速度也是极快的,在短短的一根细线里,倾注了无比多的心力。画泼墨的大山大水,更是集全身之力,振臂挥洒。下笔速度之快,大有迅雷不及掩耳、横扫千军之势。

                   父亲的“社交生活”

 父亲非常勤奋,要求自己甚严,非常反感“浪费时间”,对毫无意义的拜访和闲聊更是冷淡至极,比如逢年过节时的应酬,他就避之则吉。尤其是“拜年”,父亲是最怕的了。母亲顾虑会得罪领导,劝他“还是去一趟”,但父亲坚决不为所动。母亲拿他没办法,只得和大哥小石商量。大哥倒劝母亲不必担心,说父亲之所以“敢”不去,自有他的道理,不会有事的。果然第二天一早,母亲担心的那些人就陆续而至。母亲这才释怀。

父亲对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倒是肯花时间,长篇大论地说着画的事,古往今来无所不谈,兴之所至还要留吃饭。对那些拿着画登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也会耐心地一张一张地看他们的画。我小时候曾见过不少求学者的来信,有想学画不得其门而入的,有情深意切地诉说对父亲如何仰慕的,有因生活窘迫想找工作的,还有措辞激烈、立下“军令状”、要抛弃一切为艺术献身、坚决跟随父亲的“血书”,令人震惊。母亲说他们都是一些“苦难青年”,境遇坎坷,可感可叹。父亲也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安排工作,多数都是在当地的文化馆。

1960年,父亲任江苏画院院长后,经常要去画院开会,处理院务。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江苏画院设在南京的旧总统府内,颇具气派。父亲常在那里出入,不知怎么就被在门口摆摊子的小贩注意到了。有一天傍晚,父亲路过画院门口,突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着父亲深深一鞠躬,说:“请求傅院长允许我在这里卖花生米!”莫名其妙的父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那人一脸沧桑地在冷风里站着,应该是做小生意的穷苦人,不像开玩笑,大概是找错了人,只好安慰他说:“你卖吧,你卖吧!”还特地买了他的一包花生米。事后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和人说起,才知道原来那人把“国画院”当成“国务院”了,还打听到父亲是“院长”,想卖花生米找到父亲应该是没错的了!此事让我们笑了很久,但从没有人告诉那人真相,他也就一直平安快乐地在“国务院”的庇护下卖着他的花生米,每次见到父亲都要感激地叫一声“傅院长”!

父亲名气大了以后,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很多。时不时地在大门口就会出现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礼物,说是经某某介绍特地来拜访的;又或者出现一个穿军装的,气度不凡,一脸严肃,还带着警卫员,自报家门是“某某将军”,要见傅抱石。母亲不知是何方神圣,当然不敢得罪,只好赔着小心上楼去请父亲。父亲当然是极不情愿放下画笔,我就无数次听见父母为此起争执。等到客人离去,母亲又督促着父亲送客人到大门口,但是等到对方一鞠躬刚直起身,准备说“再见”时,父亲已不见了踪影,弄得母亲哭笑不得,直说:“还是把人给得罪了!”

但是有些人他是无法不应付的,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有来看望关心的,有为自己和“某要人”来求画的。当年康生及某些“大领导”,就曾以各种名目要了不少画。这些画当然都是无偿的,而且常常要“点题”。父亲为此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颇感无奈。但深谙世事的母亲知道这是要认真应付的,不能由着父亲的性子来。所以母亲更不轻松,除了要劝说,服侍周到,还要在画上帮忙出点子,在父亲烦恼的时候陪着他。

省里的领导,更是不能忽视,近在咫尺,一抬脚就可以到你家“坐坐”,平日又对我们照顾有加,于情于理都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但要陪着聊天,还要送画。

至于家里遇到问题要求人帮忙,那是一定要报答的。人家也无所求,要画而已。父亲为了大姐的病寻医问药,就不知送了多少画给有关的人。

我记得父亲画桌旁的书架上,长年贴着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人名,总有一二十个吧!母亲说这都是父亲欠的“画债”。相信直到父亲去世,这些“债”都没有还完。

                         父亲和酒

 父亲有一方非常著名的白底朱文闲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艺术界人士所共知的。酒对于父亲有很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酒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有一杯酒来振奋情绪;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士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手持一杯酒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酒相伴。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在傅厚岗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副清人的对联,镶着精致的红木框,父亲颇喜欢。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豪放而潇洒。每当父亲手握酒杯轻吟之时,我总是要偷偷笑他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

记得我10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来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倒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摔碎。母亲见我浑身是雪,叹了一口气说:“快拿给爸爸吧!”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自嘲:“二十年来,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杯,右手才能落笔。”不过他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莲、高凤翰等大师皆有此癖。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自嘲,也不太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戒酒”这件事常常被母亲颇为严肃地提起,父亲也态度很好地听着,似乎“若有所悟”,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其实从未真正打算戒酒。

酒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我站在父亲的画前,感受那蒙蒙烟柳里荡漾的春意,那如醉的枫林里透出的火一般的炽热,还有那满纸潇潇的泼墨山水中烟雨弥漫的苍凉,我深深地被感动。这样的心胸气魄,这样澎湃的激情,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当他生命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时,怎一个“醉”字了得?有学者说父亲是一个有“诗心”的哲人画家,性格耿直狷介,醉后更见天真。父亲曾说:“我认为一幅画应该像一首诗、一阕歌或一篇散文……”我大概能明白父亲在“往往醉后”里蕴藏着的巨大热情。

父亲是死在酒上的。1965年9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他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度数的白酒。几天下来喝的酒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量。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午饭后就如常去睡午觉,并叮嘱母亲到点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大委员会开会,不可误事。谁知此时正好有朋友来访,母亲聊天忘了时间,等到她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深知是酒害了父亲,令父亲过早地去世。但我并不记恨父亲的酒,父亲喜欢喝酒,自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在微醺之中,能感受到心灵的翅膀无比自由,可以冲破那些压抑在心里的晦暗和苦闷,释放出一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家中兄妹无人饮酒。但每逢清明去拜祭父母时,我仍会绕着父亲的坟墓倒上一瓶酒,让那竹林掩映的墓地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我深信父亲是一定能闻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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