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多个朋友,多份牵挂、多份喜悦、多份祝福!

祝来访的朋友开心快乐!

 
 
 

日志

 
 
关于我

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网易考拉推荐

人物: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周汝昌  

2015-12-26 08:20:05|  分类: 《读者》摘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作者:周汝昌 


                              上
    
谁能写写胡适之先生?海外人士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刚兄即是一位绝好的“胡学专家”。台湾也会有之。在大陆,却成了“问题”——日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百年人物·胡适在1917》专栏来找我,定要讲讲胡适。家人说:他1918年方生,而1917已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物——他如何有资格讲胡适之?中央台女士不答应,说如今再找不到与胡适之相识之人了。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宝)遗事”的“白头宫监”了。这虽有点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地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强光巨灯前后“烘烤”之下我讲得不会太“好”(何况气温正在40摄氏度左右)。我再重写一篇“新”文,有何不可?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传书有过六七通;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识”和“水平”,能讲胡先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有些可以一说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想一说的两种意思。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很少有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HuShih(胡适博士)。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
成一个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与之并驾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苛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不在宿舍屋里必到那里),忽闻叩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像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红字”——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以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戌”、“有正”二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我是“胡适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
  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
  书生道义更堪珍。
  
                            下
  “文似看(kān)山不喜平”。平铺直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但我行文至此,真不知怎样才是“起伏顿挫”、“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笔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当时我少年“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词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批语,将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其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建议加强对他的批评批判之词。
  其实,我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被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生”。(这句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邀我讲《红》时,曾于映出胡适相片时特以醒目字迹映出。)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
    若是一个计较鸡虫得失、惟恐失一毫毛的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这个“大”,就是中华文化上讲的那个“博大精深”的大。这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并不同于图表数据——需要体会感悟,而不是“计算”。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
  也许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还是希望中国学者,应该有此“大”者才行。
  本文的标题是出于1987年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做的一首七律,其时我正在北美,周策纵先生要到台湾去参加纪念大会,便将此诗携去(后来《传记文学》曾有刊载)。记得那是1948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第二次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口称家父事忙,已不及接谈——我是专程送还“甲戌本”的,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我与胡适之先生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诗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
  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
  至今多士尚研《红》。
                          来源:《读者》
 

  评论这张
 
阅读(43)| 评论(7)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