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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6年初中、高中毕业于天津师院附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 68年下乡到内蒙插队。 74年选调到图木吉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 77年参加高考。 80年——2002年任高中数学教师。 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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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下漫笔: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  

2015-12-22 15:54:09|  分类: 历史一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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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

■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1922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消息: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并到北大讲学。消息发布的前一天,爱因斯坦夫妇从香港前往日本,正好中途在上海停留。中国人好讲缘分,爱因斯坦和中国也可谓有缘,正是在短暂的上海之旅期间,他从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那里得到了自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爱因斯坦在上海受到了盛情款待,欣赏昆曲,游览豫园,书画家王一亭还做东宴请,于右任、曹谷冰、张季鸾等一众名流作陪。席间,于右任致辞,给予爱因斯坦极高评价,称其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当时的名人都喜欢拿青年说事,于右任也不例外,他代表中国青年郑重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敬仰之情,恳请爱因斯坦结束日本讲学之后,到中国讲学。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消息的那一天,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三周后,在蔡元培努力下,一封中国知识界联名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信正式发出,信中说:
    “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不过,信中提到的“协议”,其实并非正式的讲学合同,不过是蔡元培等对爱因斯坦来华的邀请。说到这段往事,不能不提浙江杭州人夏元瑮。1919年,夏元瑮在老师普朗克引荐下,结识爱因斯坦并随其学习,还经常到爱氏家中求教。现在来看,爱因斯坦与中国之间的缘分,大半也是由夏元瑮促成的。比如,夏曾在柏林邀请梁启超与爱因斯坦夫妇共进晚餐,东西方两位思想大师相谈甚欢,这为后来蔡元培邀爱因斯坦来华,遭遇资金困难时,梁启超伸出援手埋下了伏笔。
    1921年春,也是在夏元瑮的陪同下,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专程到爱因斯坦家拜访,并向爱氏发出讲学邀请。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午前,夏君浮筠,林君宰平来,同访安斯坦(Einstein),知彼将往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归途到英、荷为短期演讲,即回德。彼现任物理研究所所长,言德人不愿彼久离德。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询往中演讲,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夏君言:用英语亦可,安斯坦言操英语甚劣。”
    又过了一年,爱因斯坦准备到日本讲学,正在德国访问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邀其到北大讲学一年。在信中,朱家骅还劝告爱因斯坦先访问中国再访问日本。揣测朱家骅的心理,或有与日本一争高下之意。但爱因斯坦却似乎没理会这一点。他回信说,“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两项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至于优先权,你们的邀请的确在先,但是日本人毕竟先提出了优越的条件,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某种优先的权利”。
    所谓日本人的优越条件,主要是丰厚的待遇。在此,我们不得不感叹“有钱才是硬道理”。其实,蔡元培已代表北大承诺北大担负爱因斯坦在北京期间食宿费用,并支付每月一千元的酬金。但爱因斯坦开出的酬金比这要高得多,理由是近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按爱因斯坦的要求,酬金1000元可以,但需是美元,此外还需负担他和夫人从东京至北京、北京至香港的旅费以及北京饭店的一切开销。当时的北大教授一个月薪金约为200元。对爱因斯坦的这一要求,蔡元培颇感为难,幸好与爱因斯坦有一面之缘的梁启超慨然承诺解决部分经费。有了梁启超这句话,蔡元培心中一块石头才算终于落地,赶紧委托中国驻德公使向爱因斯坦发出了肯定答复。
    有了这许多的铺垫,按说一段学术佳话应如约而至了,但遗憾的是,前面提到的中国知识界给爱因斯坦的联名信足足过了半个月才到爱因斯坦手中,而此时的爱因斯坦因久未等到北京的消息,自行取消了讲学计划。面对对爱因斯坦翘首以待的国人,蔡元培既失望又无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加以解释:“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蔡元培还说,“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从中也可读到蔡氏煞费苦心邀请爱因斯坦来华,目的还在为国人树个榜样,激励学子的向学之心。
    1923年元旦前后,爱因斯坦从日本返回,又路过上海,元旦当晚,他在租界工部局大讲堂参加了一次相对论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他在日记中称之为“一场充满愚蠢问题的滑稽戏”。不过,两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虽然时间很短,却足以让爱因斯坦感受到这个国家所遭受的苦难,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这个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以及为这片土地的明天而奋斗的人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1932年,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1937年,他又和杜威等学者致电中国政府,对“七君子”被捕表示深切关怀。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一直把爱因斯坦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看待,1943年,物理学家束星北还致函爱因斯坦,邀他来华定居,以度余生。当然,在那次与北大擦肩而过之后,爱因斯坦最终也没有来中国,而是在大洋彼岸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岁月。几十年后,另一所著名的大学倒是迎回了一位“科学大师”,但这位“大师”所带给我们的,似乎只是八卦娱记感兴趣的猛料,历史吊诡如此,怎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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